法制周刊

【芙蓉研析】我國未成年人性權利保護現狀與制度設計

來源:法制周刊     發布時間:2020-04-14 17:18:33
摘要:前言隨著媒體與網絡的發展,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新聞日益見諸報端。從教師陳有海性侵女學生到海南萬寧校長帶小學生開房,從云南大關官員奸淫女童再到杰瑞集團副總裁涉嫌長期性侵養女,這一件件駭人聽聞的惡性事件不僅給受害未成年人的身體和心理上帶來了極大的傷害,同時也在社會中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未成年人作為祖國的花朵,民族的未來,國家有義務、有責任為其健康、安全的成長提供有力的保護。我國現行的刑法為規制性侵害未成年...

前言

隨著媒體與網絡的發展,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新聞日益見諸報端。

從教師陳有海性侵女學生到海南萬寧校長帶小學生開房,從云南大關官員奸淫女童再到杰瑞集團副總裁涉嫌長期性侵養女,這一件件駭人聽聞的惡性事件不僅給受害未成年人的身體和心理上帶來了極大的傷害,同時也在社會中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

未成年人作為祖國的花朵,民族的未來,國家有義務、有責任為其健康、安全的成長提供有力的保護。

我國現行的刑法為規制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設立了一些列罪名,如猥褻兒童罪、強奸罪等。

但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新型性侵害未成年人方式不斷出現在社會生活中,使得刑法日益暴露出自身的弊端。

為了竭力減少實踐中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發生,在我國性教育幾乎缺失的背景下,我國刑法更應盡快通過立法修正來擺脫自身的滯后性以著力保護我國未成年人的性權利。

筆者認為,從未成年人性犯罪預防層面來說,性教育問題絕對不應忽視,公眾呼聲較高的性犯罪人信息公示與化學閹割制度在我國同樣具有可行性。

本文從未成年人性權利的角度出發,僅對我國現行未成年人性侵害的預防現狀及其完善進行闡述與分析,關于未成年人性權利的刑事立法保護暫不討論。

一、性權利的界定

性權利理念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前后,隨著人類物質文明逐漸豐富,人類的追求不再是單純的物質享受而是更高境界的精神需求。

這個時期,西方社會相繼爆發了影響深遠的“性革命”運動,他們反對社會對性權利的壓制,不滿足傳統的生活觀念,提倡并主張性自由。

1999年8月23-27日,世界性學會在中國香港召開了第14次世界性學大會(14th?World?Congress?of?Sexology)。

會上通過了《性權宣言》(Declaration?of?Sexual?Rights),《性權宣言》中列舉了11項基本性權利,并較為詳細的對其進行了解釋。

由于我國較為保守的立法思想,法律表述上也稍顯含蓄,關于性權利的闡述暫為空白缺失的狀態,這也導致我國理論界眾說紛紜。

在當代性權利的問題上,我國學者一般有兩種觀點:性自主權與性利益說的觀點。

持前種觀點的學者普遍認為,性權利就是人所享有的關于性的和涉及性的一切權利,有人認為性權利指的是人們發起、從事、享有和表達自己性活動的獨立自主的權利。

而持性利益說觀點的學者認為,性權利是一種受法律約束的權利,也是一種社會行為,涉及道德和法律,并不僅僅是個人的意愿和行為。

筆者認為,無論行使何種權利都不能妨礙他人的正當利益,也不應對社會環境造成影響,因此,性利益說更加符合我國人倫情理。

而未成年人是否具有性權利,我國學界上同樣具有有爭議。

一般認為,性權利分為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雖然性權利還沒有被我國法律明確規定為一種具體人格權,并且公民性行為能力的劃分沒有像我國民事行為能力一樣進行明確的年齡劃分,但是從民法意義上看,當未成年人性權利受到侵害時,受害者不僅在身體和健康上受到損失,更由于其人格尊嚴被肆意踐踏而在精神上也飽受痛苦,因此,性權利應是一種集物質性和精神性于一體的人格權。

并且,通過對刑法法條梳理可以得知:14 周歲以下為無性行為能力人,因為性行為一旦發生,無論對方自愿與否,均構成犯罪;14 周歲以上為完全性行為能力人,在不違反自愿原則情況下法律一般不予以規制。

因此,性權利能力與性行為能力應該和民事權利能力與民事行為能力類似,擁有性權利能力的人并不當然的具有性行為能力,只有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才能將“可能的權利”變為“現實的權利”。

這樣一來,從《性權宣言》上所列舉的11項性權利來看,未成年人性權利主要表現為性完整與身體安全權以及性私權、全面性教育權和性保健權等內容。

而保護未成年人性權利的主要任務則是事前防止其性權利遭受侵害、事后積極懲治侵害人并盡量彌補性侵害行為給未成年人造成的身心傷害兩個內容。

二、性侵害犯罪預防現狀

(1)兒童性教育缺失

2017年3月,一位家長通過網絡稱,學校通過“讀書漂流”活動,發給正在讀二年級的女兒一本性教育讀本,書本出現了部分過于直白的詞匯,包括“陰莖”、“陰道”等男女生殖器名稱。

這套由北京師范大學兒童性教育課題組編寫的《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系列教材被家長質疑“大尺度”、“不健康”。

最終,這套教材被收回,暫停使用。

不得不說的是,相較國外絕大多數國家而言,我國的性教育發展過于緩慢甚至停滯不前。

筆者認為,目前我國的性教育有以下幾個突出問題亟待解決:

第一,性教育本身欠缺經驗和專業性。

2016年6月,一本名為《高中生科學性教育》的教材在新浪微博引起關注,該叢書部分內容被質疑對女性進行“恐怖教育、侮辱教育以及性別歧視”。

該教材作者將婚前性行為稱為“性罪錯”:“婚前發生性行為,對女孩的心身危害尤其巨大,女孩因愛而獻出身體,并不能增加男孩對她的愛,還會被‘征服’她的男孩認為她‘下賤’”。

第二,由于我國傳統的性保守思想給人們造成文化慣性,使性教育的開展面臨很大阻力,在最應該教育的父母層面就有相當數量的家長認為不該對兒童進行性教育。

第三,在普遍的應試教育壓力下,性教育這一類素質教育課程經常會被擠占或取消,真正的性教育方案難以落實。

第四,目前的性教育仍停留在講解生理衛生知識的初級階段,缺乏對性道德、性倫理、性法律的傳授??偨Y來說,我國性教育目前表現出零散片面、敷衍甚至是不專業。

開展兒童性教育,將性知識與性道德結合起來,不僅僅是在幫助兒童形成最初的性價值觀念,構建健康的人格,當兒童了解到足夠保護自己的性知識時,他們受到性侵害的幾率會大大降低,這也是開展兒童性教育的初衷和宗旨。

從孩子的自我保護上來說,性教育可以幫助兒童保護自己不受侵犯。

(2)信息公開制度與從業禁止發展緩慢

我國自2016年開始,浙江慈溪、江蘇淮陰、上海閔行等地率先針對公開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罪犯信息出臺了地方性文件,對這一信息公開制度進行了有益探索。

2018年12月,教育部辦公廳指出各地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應與公安部門共同建立性侵害違法犯罪信息庫和入職查詢制度,促進預防性侵害制度落實。在最高檢發布的《2018-2022年檢察改革工作規劃》中也提出要建立健全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和入職查詢制度。

2019年初,廣州市花都區人民檢察院通過搜集本轄區內性侵、拐賣、拐騙未成年人的成年犯罪分子資料,研發了廣東省首個“未成年人被害人已決案件查詢系統”,使與未成年人密切相關的行業能夠通過一鍵查詢將不適宜的人員擋在墻外。

這些文件以及各地的積極探索都反映了在我國建立此項制度的必要性,但我國目前卻還未在全國范圍內建立此項信息公開制度,同時在各地實踐的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爭議,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例如信息公開是否侵犯了犯罪分子的隱私權,是否可能對未成年人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等等。

2016年11月,上海閔行區檢察院在對一起私立學校教師性侵害未成年女生的案件提起公訴時,給出了適用從業禁止令的建議,之后法院采納了這一建議,判處被告人有期徒刑并宣告其在三年內不得進行教育相關工作。

這是上海市第一次對與性侵害有關的案件宣告從業禁止,具有良好的社會效應。

上海市閔行區檢察院在這一案件基礎上,進一步劃定了涉嫌性侵害的罪犯范圍,并整合其他司法部門的力量,根據現有的范圍對當地過去5年內有性侵害違法犯罪前科人員的個人信息進行了收集,初步建立起“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信息庫”,除少年犯外,實施各種性侵害行為的違法犯罪人員都被記錄在冊。

相關部門以動態管理的方式對信息庫的名單定期進行更新,確保能夠提供準確有效的數據。

2017年7月初,有關部門聯合發布了《關于限制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從業辦法(試行)》,使得該信息庫的建立有了法律基礎。

這一辦法規定了上海閔行區相關主管部門在招人時,尤其是與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觸的機構部門,要認真仔細地在“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信息庫”中進行查詢比對,對有性侵害違法犯罪前科的人員不予錄用。

閔行區人民檢察院的犯罪人員信息數據庫截至 2019年1月底已記錄了3800多人,在這個時間節點閔行區內與未成年人密切相關的單位也完成了對一萬多名在職員工的信息篩選調查和一千多名新招錄人員的信息查詢比對工作。

不得不說,從業禁止是性侵害犯罪中較為有效的一項預防制度,從功能性上來說,其與前科制度在預防犯罪、防衛社會方面有著相似性。

但筆者通過案例檢索發現,適用從業禁止的犯罪人所禁止的領域大小不一,有的被禁止從事與未成年相關的工作,有的禁止從事本職工作,在翟某某強制猥褻案中,翟某某雖然被禁止為醫生,但還可能繼續從事其他接觸未成年人的工作;此外判決中所說“與........有關職業”難以劃分,一個兒童教育中心除去教師外還包括門衛、駕駛員、保姆、廚師甚至清潔人員,如何界定禁止從事的行業還需要更加細致的劃分。

三、未成年人性權利保護的制度設計與完善

(1)事前預防

1 在九年制義務教育中開設性教育課程

我國性教育缺失是不爭的事實,當孩子提出尷尬問題時,我國的大部分父母都選擇搪塞敷衍而過,相反的是,父母的正確做法應該坦然回答,并借此機會教育一些淺顯易懂的性知識,讓他們從小就樹立正確的性觀念。

性教育的作用,不僅僅再于它能引導兩性正確的交往方式,更在于性教育能幫助幼兒從小懂得維護自己自尊、自重、自愛的自我形象,在遇到危險時要以嚴厲的態度制止和反抗性騷擾,必要時向別人呼救或向有關部門尋求幫助,從而保護自己。

據悉,100個人中,就存在一個戀童癖。雖然這些戀童癖大部分不會出現猥褻、強奸等犯罪行為,但是他們中也有很多在偷偷瀏覽著關于未成年孩子的色情網絡,而一張張赤身裸體孩子照片的背后,都是一個可怕的、一生都抹不去的陰影和慘劇。

筆者認為,對兒童的性教育屬于事前預防中最重要的一環,可惜的是,我國九年制義務教育中沒有開設真正的性教育課程,兒童所汲取的僅有的一點性知識可能來自初中的生物課。

因此,我們應該正視傳統性保守思想的文化慣性對性教育開展的阻力。

為此,中國的性教育也應當針對不同年齡段個體的生理、心理、特點,制定階段化的培養目標、教育大綱和教育計劃,從而保障每個人在不同的成長階段都能接受到適合自身需求的性教育。

2 設置性侵未成年犯罪人名單公示制度

日本犯罪白皮書顯示,普通性侵犯罪中被判處有罪的人里,約有 16%的人會再次因性犯罪而被逮捕。

而筆者通過“猥褻兒童罪”、“累犯”兩個關鍵詞在威科先行法律檢索工具中搜索得知,2010至2019年十年來共有判決5091份,其中具有累犯的法定從重處罰情節共有857份,占比16.83%。

相較之下,兒童性侵害的再犯率又高于普通性侵害的再犯率,這是因為一方面由于兒童自身警惕性、危機意識相對薄弱,容易被操控等等原因,另一方面,性犯罪人常伴有病態性精神障礙,最典型來說則是戀童癖。

總之,性侵害犯罪較高的再犯率風險的特點已經得到了大多數國家的認可??梢钥闯?,面對這類犯罪人僅適用監獄改造方式很難使其真正改正,因此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是我們現階段面臨的最為迫切的任務。

美國自1996年實施“梅根”法案以來,對性侵害兒童的犯罪予以嚴厲的打擊,其規定對于實施嚴重性侵害的犯罪人建立資信檔案,對犯罪者的個人信息進行定期登記,并告知其所在社區公民或者由犯罪人主動告知。

犯罪人若要離開登記地點,需要提前進行匯報。而2015年美國高法通過一項立案允許各州在互聯網公布性侵者照片和信息,對民眾的保護進一步增強。

2005 年佛羅里達州通過了《杰西卡法案》,對兒童性權利的保護更加嚴密,對性犯罪人的監管更為嚴格,對 12 周歲以下兒童實施性侵犯罪人釋放后要隨身攜帶電子定位設備。

筆者認為,性侵兒童的行為應該被納入嚴重性犯罪的范圍之中,因此,有必要在我國建立嚴重性犯罪名單公示制度,具體理由如下:

首先,這一制度的建立將會降低嚴重性犯罪發生概率。相較于其他犯罪而言,性侵類犯罪更難為大眾所接受,犯罪者不僅會面臨社會的鄙夷還要面對的家人朋友的輕視。通常犯罪人的常見做法是換個陌生的地方重新開始,但性犯罪名單公示制度則會讓這種形象打上永久的烙印。在面對這樣巨大的壓力之下,道德形象將成為最高昂的犯罪成本,從而有助于預防嚴重性犯罪的發生。

其次,性犯罪名單公示制度的建立能預防再犯罪。這種預防體現在三個方面:

?對犯罪人再犯的預防,通過性犯罪名單公示制度,使其意識到自身已被監管,不再具有僥幸心理;

?對社會公眾的預防,通過名單的公示,使家長們意識到保護兒童性權利的重要性,提高性保護意識;

?犯罪信息公示與從業禁止的運用將能較大限度的降低性犯罪風險,如上海閩行區的做法,與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觸的機構部門,招聘時應在在“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信息庫”中進行查詢比對,認真篩選,對有性侵害違法犯罪前科的人員不予錄用。

(2)事后懲罰——化學閹割制度的設置

近些年來,轟動社會的性侵案件偶有發生,越來越多的聲音認為我國應設立化學閹割制度。

從刑罰的目的性來講,化學閹割制度不僅僅是一項懲罰措施,同樣也是針對性侵行為人再犯的絕對有效預防手段。

目前,美國、韓國、俄羅斯、中國臺灣等地區針對嚴重性犯罪慣犯引入了化學閹割的生物性治療方法,以徹底斷絕其再犯風險。

雖然在國際上,化學閹割這樣的矯治措施具有爭議,反對者認為其違反人權,并且可能給接受化學閹割的犯罪行為人帶來未知的副作用。

但筆者認為,無論何種刑罰措施都是在寫入法律之中并公示后,犯罪嫌疑人仍然選擇的結果,況且,大多數刑罰都會給犯罪分子帶來身體與心理的傷害。

因此,筆者認為在我國引入化學閹割制度具有可行性,但應注意適用人群并進行一定的限制,具體來說:首先,對未成年人為性侵對象且為性犯罪累犯強制適用。

如波蘭相關法案規定,對15周歲以下的兒童實施性侵害的戀童癖罪犯在出獄前要接受心理治療及“化學閹割”。

其次是對犯罪人的適用年齡有所限制,如德國規定年滿25周歲才可實施化學閹割,瑞典規定僅對年滿23周歲的性犯罪累犯適用化學閹割。

其次是除了性侵犯罪累犯外,應該尊重性犯罪人的意志,如果他們自愿接受化學閹割的懲罰措施,可以換取一定幅度的減刑甚至是假釋、緩刑等。

雖然這樣的選擇方式對犯罪人來說顯得過于“被迫”,但在這種利弊的衡量中,“化學閹割”至少不是強迫的結果,無論是作為一種替代性懲罰還是治療措施,除了性侵犯罪累犯外,只要自愿接受化學閹割,就可獲得減刑。

結 語

當今,女性對于性的主動意識有所增強,亦有部分女性方式愈加直接,為一己私欲而采取過激方式強制男童(男性)與之實施性交。

此外,基于同性戀這一群體而產生的口交、肛交等非常態的性交方式也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

因此,男童完全有可能成為女性甚至是男性的性侵對象。

總之,損害未成年人性權利的案件被大量曝光,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刑法在未成年人性權利保護方面的作用以及對性侵行為人的震懾效果。

性侵害對未成年人造成的影響是深重的,在多元化、開放化的社會中,這個問題更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本文借鑒了域外的相關立法規定,結合本國的國情,從未成年人性權利理念出發,通過性侵案件的再犯預防以及事后懲治措施兩個方面闡述了其現狀與不足。

與此同時,本文了提出了相應的制度設計與修正建議,希望從刑事立法之外的制度設計層面對我國未成年人的性權利給予特殊、充分的保護,以達到減少該類案件發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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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璽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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